徐刚
巴尔干联合思想与实践的历史考察
内容提要近代以降，特别是年《柏林条约》签署以来，巴尔干地区一直是个多事之域。实际上，在巴尔干地区内部，不同民族、不同身份属性的人们在追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进程中相继提出诸多形态的巴尔干联合思想，践行巴尔干联盟或联邦运动。由于内部多样性、异质性和对立性突出，特别是缺乏对巴尔干联合事业的共同担当，加上大国和大国集团的干扰与反对，巴尔干革命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以及二轨活动家的思想主张和实践运动或未能实现，或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这些属于巴尔干地区积极和进步的一面，诠释了“巴尔干人的巴尔干”理念及其实践的困难，为理解和还原客观的巴尔干近现代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另类的视角。同样，消除地区内部分裂和对立并非朝夕之功，南斯拉夫解体带来的负面遗产将长期留存，欧洲一体化事业遭遇多面冲击，冷战结束后巴尔干国家集体选择融入欧洲大家庭以实现地区合作、谅解与进步的道路仍将漫长。
关键词巴尔干联合 里加斯 巴尔干联邦 巴尔干会议 南保联邦
作者简介徐刚，政治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提及巴尔干地区，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欧洲火药桶”，并将冲突、对立、分裂、暴力、野蛮、血腥以及落后等一切具有负面意蕴的词汇与之关联。有历史学家指出，“要想找到人对巴尔干美言几句实在很难，想要不计善恶来讨论它更是难如登天”。的确，民族主义的有色眼镜严重地影响了巴尔干地区学术界的正常思维，西方财团控制下的媒体制造了太多的谎言，使得人们难以辨识这里的是非曲直。研究巴尔干问题的学者和政治家大多认为，历史上，巴尔干国家的仇恨多于信任，对立多于睦邻，分裂多于联合，似乎这是巴尔干各国关系中的一种正常现象。
然而，从文明史观和复线史观的角度看，巴尔干文明和巴尔干历史理应包括该地区进步、开放、积极和融合的一面，若在研究巴尔干问题时对这些在欧美历史叙述和话语中不受重视的内容置之不理，无疑会走向偏颇或极端。回顾巴尔干历史，至少在年之前，没有人称之为“欧洲的火药桶”，只有在《柏林条约》后它才成为古老大陆的多事之端。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始于18世纪末，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巴尔干各民族、不同身份属性的人们在追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进程中，不断地尝试合作与联合，出现了两种关于国家组建的联合思想与实践，即南部斯拉夫人联合和巴尔干联合e。其中，诸多形态的巴尔干联合思想与实践诠释了“巴尔干人的巴尔干”理念，为理解和还原客观的巴尔干近现代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另类的视角。
一、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巴尔干联合思想：—年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随着法国大革命关于民族主义理念的传播以及西欧资本主义的扩散和影响，巴尔干各民族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相继走上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道路。在此过程中，希腊、塞尔维亚及保加利亚的一批革命民主主义者先后提出了不同的巴尔干联合思想和主张。
最早提出巴尔干各民族联合主张的是希腊革命家里加斯·维列斯迪利斯（RigasVestinlis）。年，里加斯先后写成《战歌》和《新政治管理》两本著作，系统阐述其关于巴尔干联合的思想。前者是一篇长诗，号召巴尔干民众拿起武器推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巴尔干地区广为传诵，成为巴尔干各民族团结起来反抗奥斯曼帝国、追求民族自由的宣言书。后者由《革命宣言》《人权》和《宪法》组成。《革命宣言》呼吁“巴尔干人”不分种族、阶级、信仰联合起来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为实现自由、安全、幸福而努力。《人权》主要叙述平等人权的观点，指出人们保护自身权利的手段及法律规定，旨在唤醒希腊及巴尔干各民族起来反抗压迫与奴役并为其提供法律基础。《宪法》的主要精神是建立一个各民族平等参与的巴尔干共和国。
在巴尔干历史上，里加斯是第一个提出巴尔干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革命家，第一个主张巴尔干各族人民应该平等互助友好相处的倡导者，第一个提出建立巴尔干共和国的思想先驱。后来不少人对巴尔干共和国及其设计持有不同看法，或因里加斯强调未来的巴尔干共和国为希腊共和国并将希腊语作为首要语言而视其为“泛希腊理念”之父，或依他主张希腊人的主导地位以及革命的实现方式而将这个共和国称作“多元文化雅各宾共和国”，甚至还有人据该共和国设计的不切实际而称其为“乌托邦”e。但是，这些不同看法的存在并不能否定里加斯思想的可贵之处。尤其是受他的影响，许多希腊以及巴尔干其他地方的思想家和活动家开始思考并宣传巴尔干联合思想。
塞尔维亚思想家斯维托扎尔·马尔科维奇（SvetozarMarkovi?）积极宣传巴尔干各族人民应该友好相处的理念，主张建立一个在各民族平等基础之上的巴尔干联邦共和国。年，他在《东方的塞尔维亚》一书中指出，民族的统一和自由只有通过总的革命和建立一个巴尔干联邦共和国才能实现。实现这个联邦分三个步骤：通过革命途径使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摆脱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统治，推翻阻挠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联合成自由的人民和平等的劳动者的所有国家机器，建立自由平等的巴尔干联邦共和国。年，他在《事业》一文中进一步对巴尔干联邦共和国进行了解释：这个国家首先是塞尔维亚人与保加利亚人的联合，最后是与所有巴尔干民族的联合。在这个联邦中，各族人民都是平等的一员，并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利。马尔科维奇的思想为南部斯拉夫人和巴尔干其他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指明了道路，也影响和培育了许多思想家和革命家，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他提出首先与保加利亚人联合的主张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经常被提起。
几乎与此同时，在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进程中，先后出现了数位倡导巴尔干联合的革命领导人和思想家，如留宾·卡拉维洛夫（LyubenKaravelov）、瓦西里·列夫斯基（VasilLevski）和赫里斯托·鲍特夫（KhristoBotev）等等。
卡拉维洛夫反对通过大国援助而是主张建立一个联邦国家来实现巴尔干的民族独立和各民族和平共处。他所主张的巴尔干联邦构成主要包括塞尔维亚（包括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黑山）、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包括色雷斯和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希腊（包括色萨利和伊庇鲁斯）以及自由城市君士坦丁堡。一旦奥匈帝国解体，塞尔维亚将获得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和巴纳特南部，罗马尼亚将获得巴纳特的剩余部分以及特兰西瓦尼亚。在这个联邦内，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三个国家将形成紧密的联盟，拥有一个共同的议会，但各自行使独立的行政权。列夫斯基是保加利亚著名革命家，除了宣传和发动革命外，他也对未来的国家建构进行了思考。他支持建立巴尔干联邦的主张，并结合保加利亚的实际，认为第一步是推翻现有的保加利亚专制体制，建立起民主共和国。一旦保加利亚的革命获得彻底成功，即与巴尔干其他民族基于“团结、博爱和完全平等”原则缔结协定建立联邦。这样“两步走”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争取保加利亚人民解放工作者条例》，即《组织章程草案》中。鲍特夫赞扬并继承塞尔维亚思想家马尔科维奇的巴尔干联邦主张。他指出，对于保加利亚来说，摆脱奥斯曼帝国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的唯一出路就是人民大众的革命。同时，他鼓励与保加利亚人民具有同样遭遇和命运的巴尔干其他民族起来发动革命，最终建立各民族绝对平等的巴尔干联邦共和国。因为，“只有巴尔干各国的民主力量取得胜利后，各民族之间才有可能创立牢固的联邦共和国，组成南部斯拉夫联邦或多瑙河联邦”。
由于对未来联合国家的制度安排与机构设置缺乏深入的探讨，前述各方案具有较强的本民族主义色彩，加上大国包括衰落中的奥斯曼帝国均不希望出现一个强大的联合国家，巴尔干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提出的诸多关于巴尔干联合的思想都未能得到实现。但是，它们对于推动巴尔干各民族争取解放与独立以及促进各民族的和解与合作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二、社会主义者的巴尔干联合主张：—年
19世纪70—80年代，马克思主义开始从西欧向东欧传播，巴尔干社会主义运动渐渐兴起，一批社会主义团体和组织相继建立。19世纪9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巴尔干地区纷纷建立。社会民主党人从政党组织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角度出发提出巴尔干联合的主张，由此前革命者个人层面的呼吁向政党层面的组织化运动转移。不过，由于巴尔干地区的工业化水平较低，文化教育事业落后，君主专制势力强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群众基础仍比较薄弱。就政党组织力量而言，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较为强大，罗马尼亚次之，希腊和土耳其则比较弱小。所以，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两个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及其领导者在推动巴尔干工人运动以及促进巴尔干联合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首先要提到的是被誉为保加利亚“马克思主义之父”的季米特·布拉戈耶夫（DimitarBlagoev）。从俄国留学回来后，布拉戈耶夫在保加利亚积极宣传社会主义理念，推动创建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重要的是，他在组织社会主义运动的同时，对如何解决巴尔干民族问题，尤其是马其顿问题进行了思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巴尔干联邦的主张。年，布拉戈耶夫发表《巴尔干联邦与马其顿》一文，重申保加利亚革命民主主义者曾经提出的巴尔干联邦思想，认为这是巴尔干所有被压迫民族摆脱土耳其封建制度和巴尔干各国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正确途径，反对欧洲大国利用巴尔干的复杂局势推行的扩张主义政策。
布拉戈耶夫在巴尔干其他地区甚至第二国际内部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其巴尔干联邦思想得到了响应或呼应。年12月，他和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德米特里·杜采维奇（DimitrijTucovi?）共同推动巴尔干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两人在发言中均强调建立巴尔干联邦共和国是解决欧洲东南部民族问题的一条道路。杜采维奇在随后撰写的《塞尔维亚与阿尔巴尼亚：对塞尔维亚资产阶级扩张政策的批判》一书中还详细阐述了关于“在充分民主和平等的基础上成立巴尔干各国人民的联邦共和国作为解决巴尔干民族问题的惟一可能的一种形式”的理念。在其他地方，巴尔干联邦的支持者亦不乏其人，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党人伊万·仓卡尔（IvanCankar）就是其中一位。他反对战争，反对领土扩张主义，主张在巴尔干地区建立一个联邦，各个民族在联邦中保持文化上的特殊性。
在布拉戈耶夫和杜采维奇等人的推动下，年1月，第一届巴尔干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在贝尔格莱德举行，正式讨论了建立一个巴尔干联邦的问题，提出这个拟建立的联邦将是一个“民主的共和国”。年10月，巴尔干社会民主党临时会议在贝尔格莱德举行，决定召集整个巴尔干半岛的群众性反战大会，向各国政府施压，获取民众对其主张的支持，建立一个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巴尔干联邦共和国和实现巴尔干国家的民主化。这些活动和主张得到了社会党国际的响应。年11月，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后不久，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在巴塞尔召开非常代表大会，谴责战争和屠杀，通过的《巴塞尔宣言》强调建立一个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巴尔干国家联盟来解决巴尔干各方面的问题。
遗憾的是，两次巴尔干战争不仅没有使这些主张得以实践，相反加剧了地区局势的恶化。随之而来的“一战”加速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分化，加深了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共产党人逐渐取代社会民主党人成为巴尔干联合的主要推动者。与社会民主党人强调和平、民主的方式不同，共产党人强调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是解决巴尔干问题的根本途径，主张以劳动人民的大团结作为巴尔干联合的基础。具体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使巴尔干各民族从各种压迫中解放出来，最终联合成一个巴尔干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年5月，保加利亚共产党在成立大会上通过的纲领中指出，其目标是建立一个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与邻国保持友好同盟，最终建立一个巴尔干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也提出，经济问题以及少数民族遭受的压制不能通过联邦化来解决，而要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来解决，最终建立一个苏维埃国家和巴尔干共产主义联邦。年，南共二大通过的纲领明确提出，建立“南斯拉夫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南斯拉夫苏维埃共和国将加入巴尔干苏维埃联邦，最终将加入世界共产主义联盟”。
新生的共产党组织力量尚未壮大，经历短暂的发展后便大多遭到不同程度打压。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联邦的思想已经消亡，它还存在于共产国际活动家们的头脑中”。除了加入共产国际之外，巴尔干各国共产党在年还成立了自己的联合组织——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后者承担着共产国际巴尔干支部的使命。
年，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出版了两大机关刊物《巴尔干联盟》和《巴尔干联盟公报》，作为巴尔干各国共产党开展工人运动和宣扬巴尔干联邦理念的共同组织和阵地。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提出建立巴尔干联邦的口号得到共产国际的赞赏。共产国际还指出，巴尔干联邦应该扩大，包括多瑙河沿岸国家，组成一个巴尔干—多瑙河联邦制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然而，这个巴尔干联邦的主张较为模糊，甚至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都“未提出解决民族问题的具体方案，也没有说明巴尔干联邦将包括哪些民族，而对那些尚未获得独立或自治地位地区的民族的问题更不知道如何去解决”。
随着巴尔干各国共产党遭受压制转入地下，该联盟的影响也日益式微。年，联盟总部迁往莫斯科，此后活动逐渐减少，20世纪30年代初解散。这样，关于巴尔干苏维埃联邦的主张也不可避免地沉寂下去了。
三、“二轨活动家”倡议的巴尔干联盟运动：—年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强制和平”，为巴尔干国家开展联合运动提供了新的基础。继共产党人倡导以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方式实现巴尔干联邦的主张失败后，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前期，一场非暴力的并具“二轨外交”性质的巴尔干联盟运动兴起。
年初，为纪念独立战争爆发一百周年，希腊成立了一个“百年庆典委员会”。在庆典会举行仪式上，希腊前总理亚历山大·帕帕拉斯塔西奥（AlexanderPapanastassiou）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致力于推动巴尔干各民族和解的建议：在雅典召开巴尔干议会会议，推动成立某种半官方或民间的组织来实现巴尔干各民族的和解。遗憾的是，该建议并未被接受。于是，帕帕拉斯塔西奥转而向数个国际组织发出倡议，试图通过借助其他平台来实现其主张。直到该年10月，他的建议才被国际和平局（InternationalPeaceBureau）所采纳。
年10月6—10日，由国际和平局组织的第27届世界和平大会在雅典召开。经过各方妥协与协商，大会最终决定每年召开一届非官方的巴尔干会议，以推进巴尔干各民族的亲密关系与合作，最终建立巴尔干联盟。巴尔干会议是一个半官方的组织，参加者主要是教育人员、教会工作者、新闻记者、作家、政治家、商人以及议员，会议机构由全体大会、理事会、大会主席团和六个常设委员会构成，六个常设委员会分别为组织委员会、政治关系委员会、文化合作委员会、经济关系委员会、通信委员会以及社会政策委员会。从年10月到年4月，巴尔干会议先后在雅典、伊斯坦布尔、布加勒斯特和萨洛尼卡召开了四届，同时召开了十次理事会会议。此后，巴尔干会议无限期推迟，以巴尔干会议为主要形式的巴尔干联盟运动宣告终结。
巴尔干会议取得的实质成果可圈可点，不仅通过了许多协定和公约，一些合作机构以及局部国家参与的合作组织业已建成。巴尔干会议在经济、社会、文化甚至政治等领域达成和签订了多项协定，如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通过了巴尔干居民地位协议草案和巴尔干协定草案、萨洛尼卡会议上通过了成立局部国家参加的巴尔干关税同盟计划等。此外，继年巴尔干旅游者联合会组织成立后，巴尔干新闻协会、巴尔干邮政联盟、巴尔干医疗联盟、巴尔干工商会、巴尔干法学家常设委员会、东方烟草局、巴尔干合作局以及巴尔干劳工局等机构或组织成立并开始运转。这些机构和组织的成立对于推动巴尔干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甚至有的机构到今天还存在，如巴尔干医疗联盟，其成员不仅包括巴尔干国家，还扩大到了塞浦路斯和摩尔多瓦。
因此，就对巴尔干国家的影响来讲，巴尔干会议的积极意义非常明显。虽然是半官方性的，巴尔干会议通过的协定不对各国政府当局产生任何约束力，甚至规定它“拟建立的联盟也不会影响独立国家的主权性质”，但是，巴尔干各国政府对巴尔干会议还是给予了较大的